【导读】随着疫情的变化，春节期间，各地庙会再次兴起。虽然庙会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活动——一些著名的庙会也被列为“非物质文化遗产”，但庙会的复兴只是近三四十年的事情。那么在当代社会，庙会与人们的信仰、庙会与公民社会、庙会与当代生活是什么关系呢？
本文分析了信仰是庙会的核心要素，庙会以“拜神”的名义举行各种表演、杂耍、饮食等活动。当然，就算游客不信，也还是可以欣赏的。对当地人来说，庙会不仅营造了不同于日常生活的狂欢氛围，也让地域关系“血缘化”成为可能。随着庙会的定期开展，游神经过的地方人们都互称亲人——民间信仰在当地确实起到了治理作用。至于人们选择哪个神作为自己的信仰对象，并不取决于神的地位高低，而是取决于神的功效。现在各个阶层，无论知识和权力，都聚集在庙会上，分享那些有效的神带来的心理暗示。在洋溢着欢乐气氛的庙会中，神圣与庸俗逐渐合二为一，民众既表达了对神灵的敬仰，又释放了世俗生活中被压抑的欲望，这大概是庙会最让人感动的地方。
本文原题为《文化的视界》，原题为《庙会的复兴——世俗社会的精神生活》。仅代表作者观点，供读者参考。
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，庙会逐渐在全国各地复兴。今天，大大小小的庙会遍布中国的城市和乡村。即使是专业的研究者，恐怕也很难统计出不同地区、不同城市、不同类型、不同功能的热闹庙会的数量。
如今，一些著名的庙会也被列入“非物质文化遗产”名录。一旦成为“遗产”，似乎就应该像很多传统一样，在博物馆里得到保护，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消失。其实这种对庙会传统的理解是大错特错的。大多数庙会，远非“遗产”，而是活跃在普通人的世俗生活中，为他们的世俗生活提供精神指引和精神慰藉。庙会的表现形式也是生动而传统的:其中保存了古代庙会的一般形式，新时代的元素也因为参与者的输入而不自觉地渗透到传统形式中。新与旧，传统与现代，也自然地以生动形式交替更新。
庙会的复兴是民间信仰和公民社会的复兴。庙会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复兴，也充分反映了经济快速发展下，经济实力的发展和人们普遍的心理诉求。那么，在当代社会，庙会与人们的信仰、庙会与公民社会、庙会与当代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？
▍庙会:神圣与世俗的盛会。
什么是“庙会”？《辞源》是这样定义的:“在古代，寺庙内或寺庙附近有一个正规的市场。又称庙城。”当今流行的权威词典，如《辞海》、《中华词典》也给出了类似的解释。按照这种说法，庙会的主要功能是商品交易，很难认同。其关键问题在于将庙会完全等同于庙会市场，而忽略了庙会所蕴含的宗教信仰。
以华北最著名的妙峰山庙会为例。它有一个神──毕夏·袁俊。明清以来，毕夏袁俊教的信仰逐渐扩大。仅在北京就有许多重要的礼拜场所。北京城外有两座山，东边的吉雅和西边的苗丰。他们的香火更差，尤其是苗丰。每年农历4月初一至4月18日(现在的4月15日)，来自北京、天津和整个华北地区的香客都会组织香火聚会，来到山上烧香、布施，甚至表演民间艺术。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民俗调查始于1925年顾颉刚等人对苗丰的考察。妙峰山庙会是现在公认的庙会标本之一，但完全不包含商品交易的因素。不仅历史上没有记载，如今复兴的妙峰山庙会依然没有市场功能。
信仰是庙会的核心元素。很多在寺庙附近进行的活动，如果缺少宗教元素，可能就不算庙会了。清末民初的《京春梦》一书说:“杜门寺有固定的周期，每十天一次，是土地庙，第四次是华尔城，第五、六次是白塔寺，第七、八次是护国寺，第九、十次是龙符寺。”这些集市虽然是聚集在这个庙和那个庙的前面，但是和这个庙和那个庙里的神没有关系，只是借助了庙的公共空间。这是典型的庙会，但不典型。现在北京经常举办的所谓龙潭湖庙会、地坛庙会，其实就是这种非典型庙会的衍生品。
但传统中国信仰范围广，形式多样，单纯的信仰活动不足以构成庙会。比如炎黄节这样的民族礼仪，祖先崇拜这样的家族崇拜，还有包括佛教、道教在内的很多制度化宗教的仪式(水陆法会、祭祀、忏悔等。)不能算是庙会，因为他们的信徒是受限制的群体，任何人不愿意都可以参加。从理论上讲，庙会是对所有公众开放的，即使你不持有那种信仰，你仍然可以欣赏，因为庙会上有很多表演、杂耍等娱乐节目，名义上是娱乐性的，但你在任何一个庙会上都很容易感知到，它们娱乐人的功能其实更突出。乾隆在《御制诗集》中记载了毕夏袁俊的庙会活动:
“夏初，夏天的庙会在哪里。袁俊宣扬圣诞节，五顶充满灵风。亭台楼阁簇肩，建筑承载戏份。道人贵因俗，难禁复。”他自言自语道:“每个人都崇拜毕夏·袁俊，并和他一起建造了一座庙宇，这座庙宇叫做五顶。按照惯例，4月18日是袁俊的生日，各方将举行香火聚会，聚集在寺庙里。虽难免贵奢，但禁止入俗。”
像这些建筑的杂技难道不是吸引香客和游客的重要因素吗？它不是由神垄断的。可见，庙会上的人并不是处于被动的、为神灵服务的地位，而是能够表现出自己的主观价值。相对于上面提到的其他信仰的神圣性，庙会允许更多世俗的参与，市场活动其实是世俗性的一种表现。说到底，庙会是神圣与世俗在同一时空的聚会。
▍民间信仰塑造了国家的概念。
民间庙会大致可以分为两类:“祭祀型”和“游荡型”前者是神灵不动，人们在特定的日子从四面八方赶到圣地进行祭祀。苗丰山庙会就属于这种类型；后面的神祗要动，就是在特定的日子里，将神祗的象征物抬出来，在固定的范围内游行，允许民众就近祭拜。台湾省的大甲妈祖庙会就属于这种类型，每年的游行几乎遍布台湾省中部，煽动了几十万人。
无论什么类型，都必然存在宽严相济的民间组织，通常被称为香会。从理论上讲，所有的信徒在神灵面前都是平等的，世俗的社会地位不能照原样复制。香火会的领导靠的是对神灵的虔诚，对传统的理解，对公共事务的热情和经验，以及不可或缺的个人魅力。同时，香会的组织并不是按照一个乡镇或一个村这样的行政单位来组织的，它往往打破了现实社会中的地域和等级关系。从统一的国家行政来看，似乎存在一些隐忧，使人容易联想到安百里教、天地会等宗教政治实体。事实上，从更大的时空来看，民间信仰尤其是庙会的覆盖面和影响力是相当有限的，通常仅限于几个村落，最多只能扩散到少数有区域联系的区县。很少看到苗丰山庙会和大甲妈祖作为例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