教育创新，在硅谷屡战屡败。
马斯克创办的学校 Ad Astra 和其朋辈学校 AltSchool，喧嚣五六年便相继折戟。扎克伯格夫妻在帕罗奥托创办的小学，近期也悄然关门大吉。即便有盖茨常年鼎力支持，可汗学院也没能在AI时代交出哪怕最温和的答卷：创始人近期坦言，其AI助手 Khanmigo 上线3年以来，仅有15%的学生愿意主动与它交互，对其余绝大多数同学而言，“它仿佛不存在”。
硅谷最不缺的是乐观，最擅长的是快速试错，AI原生的教育变革本应正中这帮人的下怀。然而，当月中我怀揣期待奔赴加州参与 ASU+GSV 峰会，在现场辗转一圈后，感受到的却是前所未有的谨慎与怀疑——随着AI结构性地冲击学校和人才市场，硅谷正加速失去对教育行业的耐心。
这并非难以理解。从2010年起，风险投资人总共往教育科技领域倾注了290亿美元，可即便在这些被寄予厚望的公司里，每年能实现1亿美元营收的，两只手就数得过来。
转折发生在这两年。AI对学校的全面介入，不仅没能重新点燃“重塑教育”的希望，反而更尖锐地暴露了教育科技长期存在的宿疾：产品难落地、商业化疲软。大梦初醒的硅谷，正在悄然放弃教育。
美国教育科技风险投资（蓝色柱），2025年已跌至10年以来的最低位。（图源：HolonIQ）
一、野心的消逝
收缩，首先体现在中小学领域。
ChatGPT出现之前，美国教育科技就长期困在一个核心难题里：真正能长期、高频、按建议方式使用产品的学生，始终是少数——每周观看可汗学院教学视频达到30分钟以上的学生仅占10%，即便像i-Ready这类高度成熟的测评软件，能被合理使用的学生比例也不到1/5。
使用量低迷，核心症结在于：在普遍实行走班制的美国，教师对课堂内容与工具使用拥有极大的裁量权。即便学区已经买单，老师也未必愿意布置使用；即便老师用了，也难以达到理想的使用频次。洛杉矶联合学区与教师工会签署的备忘录中明确约定：学区若想大范围部署AI工具，必须与工会协商。换言之，技术能否走进课堂，从来不是学区或厂商能单方面决定的。
进入生成式AI时代，这种局面并未得到根本改观。
被寄予厚望的MagicSchool、School AI等新兴产品，仍集中在两个主要方向：一类以“帮教师省时间”为核心卖点，另一类则主打面向学生的AI辅导。它们的核心价值，不过是给传统课堂刷了一层AI的“外衣”，师生对其普遍采取“尝鲜就走”的态度，以往产品面临的留存率低、使用频次不足等问题，也随之被“遗传”了下来。
和吃药一样，吃不够剂量，药效自然大打折扣。这一代AI教育产品，距离“重塑学校”的目标仍相去甚远，融资遇冷也成为必然。AI原生教育产品的前四名，自成立以来的融资额加在一起仅约1.4亿美元；而横向对比来看，编程、法务、医疗等其他垂直行业的头部AI应用公司，在早期融资阶段就已达到或超过这一数字。（信源：EdWeek MarketBrief， PitchBook， TechCrunch， Reuters）
随后收缩的，是高校和成人教育领域。
长期以来，硅谷并不排斥大学教育——事实上，这些科技企业优先招揽的，都是顶尖学府的高材生；投资人也格外青睐拥有斯坦福CS专业、MIT工程学背景的创始人。但进入AI时代，文凭在技术领导者眼中的边际价值正在快速缩水。李飞飞在谈及人才招聘时就明确表示，与“对AI工具的高度熟练”相比，好文凭没那么重要。
更激进的声音，则开始直接质疑高等教育的必要性。Canvas LMS的前高管Jared Stein与我分享道：“以往在线大学至少还有知识传授的意义，但如今，用智能体已经能把课程、作业和考试从头到尾刷完，那这份学历的价值就直接归零。”马斯克今年1月在播客中更是大胆预言：读医学院“没意义了（pointless）”，因为未来机器人手术的精准度会远超人类；以后上学，不过是为了满足社交需求，是一种“昂贵的爱好”。
更糟糕的是，企业本身也越来越没有耐心去培养新人。一位在斯坦福教育学院攻读数据科学的硕士生坦言：投简历时发现，许多名义上的初级岗位仍要求3到5年工作经验；眼看就要毕业，同届十几名同学中，鲜有人能拿到全职offer。Signal Fire 2025年的人才报告显示，大型科技公司新招员工里，应届毕业生的占比已降至7%，较疫情前下降超过50%。
可见，大厂正一边用AI压缩数以十万计的岗位，一边减少学徒、管培制等新人培养岗位的供给；而选择继续读书，也未必能换来更高的就业保障。黄仁勋年初也直言：“你不需要拥有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，才能过上体面的生活。”在硅谷，Z世代的大学毕业生正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。
然而，整场峰会最让业界侧目的变化，莫过于行业的“定海神针”谷歌也选择了收敛锋芒。
谷歌对教育领域的渗透，可谓全方位、无死角：Chromebook、Google Classroom、Workspace、YouTube，构成了一整套从硬件到内容的基础设施闭环，自2014年起，连续击退了iPad、Microsoft Office等心智极强的竞品。峰会论坛上，前谷歌员工Tom Sayer透露，仅Google Classroom这一款教学管理平台，就能触达70%的美国中小学生。
但即便如此，今年峰会上谷歌推出的新产品，也不再是对上述平台的重大升级，而只是一个用AI“组员”评估学生批判、协作与创造力的测评小工具。两年前NotebookLM凭借“生成播客”的能力霸占社交媒体的盛况，已再难复现。
从巨头到新秀，从K-12到高校，以教育创新推动人类进步的论调，正在逐渐淡出湾区叙事的主舞台。
二、采购的藩篱
厂商们的退却，源于一个根本的需求侧困境：美国教育科技的采购流程，至今仍由学区主导，师生的话语权微乎其微。
如前所述，美国教师的职业惯性极强，往往会主动拒绝那些初始设置时间长、培训成本高的产品。于是，恶性循环就此形成：学区完成采购，老师却未必愿意或有能力高频使用；到了下一轮采购，学区便会倾向于选择更轻薄、更容易上手的产品。
“薄”，意味着产品多而散，意味着趋同性的低水平竞争。过去十年，1:1设备普及、疫情期间的远程教学，以及此后持续的工具扩张，都加剧了这种分散化，以至于如今的美国学区月均要使用上千款数字教育产品。
如此鱼龙混杂的技术基底，难以带来稳定的教学改进。这本质上是因为：学习本不应该是“薄”的——它是神经元的体操，是需要一定复杂度的高阶思维实践；同样，给学生提供有效的反馈，也离不开从持续观察、评测中获得的过程性数据。
这就补齐了恶性循环的后半部分：学区买的产品越来越杂，师生眼花缭乱，给到真正优秀产品的注意力越来越少，最终陷入一种“穷折腾”的困境：治理技术的负担持续攀升，学生的成绩反而下滑、归属感也日趋薄弱。
近年“国民成绩单”（NAEP）报告显示，美国学生的核心学业表现，并没有随着教育科技的扩张而同步改善。
当然，产品的过度堆砌与成绩的滑坡，未必存在直接的线性因果。毕竟，影响教学结果的变量有很多，包括师资水平、课堂纪律、课程设置、学生出勤与家庭环境等；而且，带手机进学校，与在学习过程中合理使用教育科技产品，本就是两码事。
即便如此，屏幕时长和社交媒体早已成为校内校外的众矢之的。心理健康评测工具Panorama创始人在圆桌讨论时透露：“我们发现，当学校颁布手机禁令之后，学生的校园参与感有显著提升。”此外，AI快速闯入作业环节，更让教育者忧心忡忡——学生是否还会主动进行批判性思考，是否还能经历必要的认知“挣扎”（productive struggle）。
因此，行业整治在近两年变得无可避免。目前，美国已有十多个州提出法案，要求重新审视课堂屏幕时间或加强对教育技术工具的审查：比如，堪萨斯州正在参议院听证的一项法案，主张小学生课堂应完全禁止使用电子设备，中学生每天的屏幕时长不得超过1小时；就连招投标过程本身，也开始转向“结果导向型”合同——学生用不起来、成绩不提升，学区就不付全款。
这就是当下的美国教育科技：它正处在一种“滞胀”状态。厂商们既绞尽脑汁地想用新工具依附在老流程上，又空前地不受学区和老师们的待见。这种环境，对那些需要复杂配套才能落地的教育创新，极为不友好。
这样的环境里，最容易活下来的，往往是两类教学产品：一类是已经深度嵌入学校教务管理流程的基础平台，包括LMS、测评平台（如Canvas、Schoology）；另一类则是门槛低、易上手的课堂互动工具（如Kahoot、Nearpod）。而这些公司普遍已经成熟定型，成为了华尔街私募和投行的狩猎目标，与乔布斯时代的车库文化、极客精神，早已渐行渐远。
学校体系的巨轮难以掉头，应用层产品又难以获得一线师生的认可。于是，硅谷选择把精力，挪回了AI基础能力和它的建设者们身上。
三、另一种人才观
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是：推动AI突飞猛进的，明明是顶尖大学训练出来的硕博人才；可AI带给硅谷的，却不是对传统教育更深的信任，而是一种彻底的转向。
今天，科技大佬们所推崇的，不再是教育学意义上的“成长”，而是一种更粗粝、更功利的品质：能动性（Agency）。这种追求，反映在实际工作场景中，就是极致的“高压锅”文化——曾经嘲笑东亚加班太久的湾区，正掀起属于自己的“996”浪潮。
峰会结束后，我从圣迭戈北上五百英里，抵达帕罗奥托。这座小镇的街巷里，超小型团队正像鱼鳞般细密分布。这些公司的形态惊人地一致：三五个人、一间装修优雅却空荡荡的办公室，桌椅零落，比萨餐盒叠了几层。他们的工作信条大致相同：压缩一切中间环节，减少开会与“对齐”，弱化精细的SOP与职能分工。
接待我们的一位CEO说得直白：“这间办公室原本是按30个人配置的，但在Claude Code这类工具出现之后，继续在硅谷招人的性价比太低了。”之所以还留在这间办公室，不过是因为前两家在这里办公的公司都成功上市了，“图个风水好”。
必须承认，AI为个体和小团体提供了极高的效率杠杆。
融资大数据平台Carta的研究显示，2022年消费类初创公司在种子轮的团队规模平均为6.4人，2024年直接腰斩至3.5人；软件类公司的A轮员工规模，也有25%的大幅下跌。过去需要一整个部门支撑的开发与文职工作，如今被浓缩进两三台MacBook。当碳基生命准备下班时，往往还会“鞭策”一下屏幕上的智能体——让硅基生命在他们休息时，继续推进未竟的工作。
这样的组织，对人的要求，与以往判若云泥。
它不再要求你按工业时代的分工，扮演一个边界清晰的角色，而是要求你随时学习甚至构造新工具，在并行的任务中丝滑切换；它期待你无尽地燃烧Token、随时口播Prompt，尽可能用AI放大个人产出。难怪这类公司被分析师统称为：单人放大公司（Solo+）。
大语言模型爆发前，投资人对码农们发难的金句是“Talk is cheap; Show me the code. ”（空谈无用，拿代码来见）；而如今，这句话变成了“Code is cheap; Show me the talk. ”（代码无用，拿思路来见）。当代码生成本身变得轻而易举，人真正需要展示的，反而成了思考过程本身。
你需要很强的工具理性和逻辑判断力，更需要审美和与世界共鸣的能力。因为在产品和内容指数级爆炸的时代，平庸不可接受，平凡立刻出局。
而这些能力，恰恰是最难普及的。它们是传统意义上的精英能力，需要长期浸润在复杂的决策环境中，需要高明的反馈和点拨，更需要极强的自驱力和好奇心才能获得。而培养这样的人，本来就是教育中最慢、最昂贵、也最难复制的过程。
于是，硅谷的着力点悄悄变了：他们越来越不相信“把大多数人培养好”是个划算的生意。与其扩大成材面，不如提高筛选精度；与其改造学校，不如绕开学校，直接寻找少数高潜个体。
军工AI的头部企业Palantir推出了面向高中毕业生的半工半学项目，宣传口号充满诱惑：“跳过大学贷款！净赚数年人生！你的学位，Palantir来给你颁！”
另一边，Mercor这样的AI招聘平台，则试图把这套逻辑系统化：它自动化筛选简历、匹配候选人、组织AI面试，并会追踪员工的日常表现，以持续优化对“未来谁能表现得更好”的预测。还有一个细节值得关注：Mercor的创始团队，正是在彼得·蒂尔的Thiel Fellowship资助下从大学辍学的创业者——一群从反学院叙事中受益的人，开创了重塑人才筛选机制的事业。
Anthropic预估了AI对劳动市场即将产生的重大冲击。创始人达里奥·阿莫代本月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：“在未来一到五年内，人工智能可能会消灭大约一半的白领初级岗位，并把失业率推高到10%~20%。”
对这帮千亿美金公司的掌权者来说，教育，不再是过程性的培养问题，而是终结性的判断问题；不再需要慢慢塑造丰富健全的人，而是尽快找出能驱动英伟达卡片日夜运转的人。
这种人才观，充满了道德冷漠，也隐藏着巨大的社会危机。迈克尔·桑德尔将其描述为“优绩主义的暴政（The Tyranny of Meritocracy）”。近半个世纪以来，美国的行业精英们习惯于认为，成功纯粹是对个人努力与才华的奖赏；这种功利的自负心，让他们遗忘了从柏拉图—孔子时代起，社会赋予知识精英的根本责任：拥有关心其他公民的美德，并以此治理社会，实现“美美与共”。
当硅谷选择“筛选”而非“培养”，它便放弃了对他者的共情。
四、“学以成人”还成立吗
这正是这次美国之行中，最令人不安的地方。
如果硅谷只是少做了几款教育产品，那还可以用行业自然的冷暖周期来解释。但如果它放弃的，是“让更多普通人通过教育获得成长”这一现代社会的基本信念，我们可能正在见证工业革命百余年来教育传统的完结。
这种极端的人才观，一旦下沉到中小学，就可能削弱社会对孩子们应有的耐心与鼓励；放到高等教育领域，则会进一步动摇大学学历作为社会流动通道的稳定预期；置入企业中，会消磨企业培养新人、构建可持续人才梯队的意愿。最后剩下的，只有对少数高潜个体的偏爱。结合硅谷近两年的大幅右转，我们也不得不警惕：这种人才观若继续强化，是否会一步步滑向对天赋、出身等“先天优势”的过度迷信。
从上世纪中叶开始，旧金山就是技术乐观主义者的圣地。我们也确实需要这样的场域，以庇佑人类最狂野的想象和大无畏的实验精神。但它也应该相信：任何人，都不应在被AI取代的惶恐中不可终日。可直到今天，沉迷于AGI愿景的AI领袖中，仍没有人能为“普通人如何获得成长与上升机会”，提供有足够信服力的答案。
于是，老师、学校、大学，就陷入了这样的两难境地：一边，他们被要求为AI时代培养学生们的“未来能力”；一边，他们又眼看着富可敌国的一群技术玩家，既不愿承担改革育人事业的风险成本，又没能提供足以解决教育科技创新结构性困境的产品和思路。
这一挑战，其实并不新奇。媒介文化学者尼尔·波兹曼曾说：技术的变革“并不是累加式的，它将改变整个生态”。就像将一滴红染料滴入杯中，它会渗入每一个水分子。因此，当一项技术仅仅被用来最大化其发明者的经济利益时，它就很可能反噬并摧毁孕育该技术的制度与人文土壤。
硅谷没有放弃学习。它比任何时候都更相信天资、自驱与优绩。
它只是越来越不愿意为大多数人的成长买单。